曹娥江、浦阳江分别是钱塘江的第一、第二大支流。现在人们大多认为，浦阳江主干从浙江浦江县深袅山发源，南北穿越诸暨，从萧山临浦西折偏北，经闻堰汇入钱塘江主干，流经的区域为浦江县、诸暨市、萧山区。曹娥江主干从浙江磐安县大盘山脉发源，流经新昌、嵊州段称剡溪，上虞段称上虞江，百官附近称舜江，下游段古称东小江，然后注入杭州湾入东海，经过的区域为新昌县、嵊州市、上虞区、柯桥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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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诸史乘，历史上的浦阳江并不仅限于今之浦阳江，而是长时期覆盖今之浦阳江、曹娥江两河所在全域，一言以蔽之：浦阳江远比曹娥江古老，曹娥江是浦阳江“下的蛋”。

一、浦阳江名始于秦汉，纵贯古今

浦阳江名源远流长，《国语》卷二十《越语上》载：“三江环之，民无所移，有吴则无越，有越则无吴。”韦昭（204-273）注：“三江，吴江、钱塘江、浦阳江。”是东南三大江之一。《越绝书》第八卷：“浦阳者，句践军败失众，懑于此。”这里的“浦阳”就是浦阳江。

北魏郦道元（466-527）《水经注》卷四十载及浦阳江，历史典故、地理沿革、人物故事、山川风物，内容纷繁，缠绕其间，要理出头绪并不容易，但大体如下：浦阳江导源乌伤县（今义乌），一路经诸暨到萧山与浙江汇合；另一路经诸暨后又东流南屈到嵊县，再经始宁（今属上虞）和曹娥庙而达上虞江，穿越山阴，又东北经永兴（今属萧山）与钱塘江汇合，这两条水流均称浦阳江。

《水经注》卷四十中有10多次记到“浦阳江”，书中也记载了曹娥寻父溺水的故事，以及为纪念她而建的《曹娥碑》，但全书没有一处提及“曹娥江”。由此可见，在郦道元撰写《水经注》之时，还没有“曹娥江”之名。

显然，这一历史记载包含现今曹娥江所属的剡溪、上虞江、舜江、东小江，即整条河流都属于浦阳江。

故而人们围绕“郦道元之说”，展开了条纷缕析，孜孜不倦的求索，从文献到实地，从质疑到考证，充分展示了历史上的浦阳江到底是怎样的面目，她的辉煌在哪里，她孕育分娩了哪些河流，所派分的曹娥江，又在什么时候“成家立业”。

郦道元为《水经注》倾注心血和才智，全书记载了自然地理、人文地理大量内容，尤对山水记述偏重，为后世保存了许多文献资料，虽也有一些错记漏记，但依然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名著。

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四册，南朝齐建武四年（497）扬州历史地图，有浦阳江，但无曹娥江（图示河流蓝色是古内容，粽色是今内容）。

二、曹娥江迟至北宋才从浦阳江分出

唐朝《十道志》云：“浦阳江有琵琶圻、岸有曹娥碑。”《十道志》已佚，这条资料为南宋嘉泰《会稽志》卷十所引。因琵琶圻、曹娥碑均属上虞县境，所以嘉泰《会稽志》据此下断语：“信此，则曹娥江即浦阳尔。”

嘉泰《会稽志》又引用北宋《掇英集》云：“越之通道有四。西接钱塘曰浙江；城西四十五里曰钱清江；州之东七十里曰曹娥江；余姚县曰姚江。”所云《掇英集》即北宋孔延之《会稽掇英总集》。

这里的浙江指钱塘江，钱清江指浦阳江下游流入杭州湾入海段。

嘉泰《会稽志》亮出自己的观点：“以今地里考之，自浦阳江至曹娥百余里，郦道元误曹娥为浦阳江，岂当时曹娥江之名未著，亦名浦阳耶？或陵谷变迁，旧流不循其故道耶？”

不难明白，嘉泰《会稽志》认为，郦道元对浦阳江所记或有误、或曹娥江名未显，亦名浦阳江，也有可能是河流山川不循故道。

明嘉靖《浦江县志》卷一：浦阳江，一名浦阳汭，源出县西深袅山。东流五十里，绕县郭之南，又百余里，入绍兴诸暨境，始通舟。又二百余里，经越之钱塘之于海。县名盖取此。

《浦江县志》所记“越之钱塘”，是讲浦阳江的经越地钱塘江而入海，浦阳江之源是单一的河水，径直流过诸暨入萧山，不存在二派之说。

明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七载：今按《上虞县志》，曹娥江始实名浦阳，其源自东小江，亦由浦江来。《十道志》：婺州浦江，江之导源出此。是知浦江一分为二派，一北由诸暨直下至山阴、萧山间，为钱清江，郦所谓“经诸暨、与五泄溪合”，“自临浦南通者。”一则行而东至嵊县，出始宁门，乃折而北，至上虞、会稽间为曹娥江，郦所谓“东回北转”，经剡县、始宁、上虞、余姚西北，皆是也。因当时曹娥江名未著，故以浦阳江名之。

万历《绍兴府志》认为：曹娥江属浦阳江，唐朝时曹娥江水以浦阳江名之。

明万历《萧山县志》卷一记载：浦阳江，又名小江，东去县四十里，东南去县一十五里，南去县三十里。其源出金华府浦江县，北流一百余里入诸暨县，与东江合流，至官浦，浮于纪家汇。东北过峡山，又北至临浦，注山阴之麻溪。北过乌石山，曰乌石江。又北东至钱清镇，曰钱清江，即刘宠投钱处也。又东入于海。今开迹堰以通上流，塞麻溪以防泛溢，而江分为二。

陈侃章《贯休：五泄唐诗知多少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23年4月5日。

《萧山县志》概略了浦阳江在萧山境内一分为二这段历史，但对分流后的浦阳江走向没有进一步交代清楚。

清乾隆《诸暨县志》卷四记载：浦阳江，《明史·地理志》浣江即浦阳江，亦曰青弋江。……新《绍兴府志》旧志注云“浦江一源分为二派”，其说实非，乃是二源二派也。谓曹娥未溺之先，其江亦名浦阳，得之矣。按，今嵊县之西南与义乌接界，义乌之西与浦江接界，两接界处，其山自东而西驰，水分八字，山阳之水入嵊为曹娥，山背之水入诸暨为浣江。浣江又分而为二，一达山阴之钱清，由白洋入海；一达萧山之临浦，由钱塘入海。此实迹也。今之义乌与嵊县接界处，旧必隶浦江，后析入义乌者。故曹娥江亦名浦阳耳。

乾隆《诸暨县志》这个“按语”，是引用康熙《诸暨县志》主纂章平事（字大修）的文字，在按语下面又注明：“诸暨章大修平事身至其地，今订正。”强调是他经过实地考察后的结论。章平事是诸暨人，顺治九年（1652）进士。

清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九：浦阳江水经浦江县南东流入绍兴府诸暨县界，自源徂流，凡百二十里始通舟楫，经县南折而北流，县境诸水皆流入焉，北经山阴县南，分为二支：一西北经萧山县东南三十里之临浦，又北折而东，经府西五十里之钱清镇名钱清江，又东入于海，是钱清江即浦阳江也，亦名西小江。今江口为潮沙所遏，其内则为运河，亦与钱塘江相隔。一自山阴县东南分为小舜江，今名东小江。又东与嵊县剡溪之下流合，经府东九十二里之曹娥庙而为曹娥江，又北至上虞县西北五里之龙山下而西北折，以入于海，是曹娥江亦浦阳江分流所汇也。

顾祖禹观点明确：钱清江即浦阳江，后起的曹娥江名是浦阳江分流所至。

清全祖望则记录时任山阴县令舒树田的考证：曹娥之水，由诸暨纡而东至嵊，至余姚则已折而北，始至上虞，遂由会稽入海。钱清之水，由诸暨竟西下至萧山，反东向山阴入海，一曲一直，源流不同。然六朝皆以浦阳之名概之。

所谓“六朝”，指东吴、东晋及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这六个朝代，“六朝”时浦阳江名下依然包括后起的曹娥江。

全祖望又进一步展开：其以浦阳名江也，始见于韦昭，然《续志》出昭之后，尚未登其目，则不大著也。浦阳之名，至宋齐之间而大著，其时合曹娥、钱清二水皆曰浦阳。谢康乐《山居赋》中所云浦阳，皆指曹娥，李善因之。而《南史》所载浦阳征战之事，则皆指钱清。历考唐人所作《十道志》《元和志》皆无此二江之名，《元丰九域志》曹娥以镇属会稽，钱清以镇属山阴，尚未有江名。其以江名也，自南宋始（见谭其骧主编《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》第4册711页）。

全祖望及山阴县令舒树田的观点简洁明了：浦阳江之名六朝宋齐时已名声显赫，那时曹娥江、钱清江均名浦阳，南宋以前没有曹娥江名，所谓曹娥江是南宋时才有。

以上诸说观点一致：这两条河流都归入浦阳江。惟争议的是，浦阳江在深袅山发源时已分成两脉，山背一脉经诸暨至萧山、山阴入海，山阳一脉至嵊县、上虞、会稽入海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浦阳江流到诸暨后，分为两脉，一路从诸暨北经萧山临浦、山阴钱清入海，还有一路江流，东回北转，转至嵊县，再到上虞、会稽入海。这些说法是概述河流的走向，与曹娥江本属浦阳江没有实质关系。

显然，这两条河流其时都叫“浦阳江”，其真正原因是曹娥江之名后来才出现。但全祖望和舒树田所谓“曹娥江名自南宋始”这个观点值得商榷，因为“曹娥江”名在北宋已见记载，如前述嘉泰《会稽志》卷十引北宋孔延之《会稽掇英总集》就有。

再查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浦阳江名在南朝齐建武四年（497）有载，曹娥江名在北宋政和元年（1111）出现，两者时间相差600多年。在该地图集中曹娥江名下的剡溪、上虞江二个河段，唐朝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始有标注，但与浦阳江名仍相距240多年。

这一说法，从时间上，历经南北朝、唐朝、北宋、南宋、明朝、清朝；从地域上，贯穿了浦江、义乌、诸暨、萧山、剡县、上虞、山阴、会稽及整个绍兴府和浙江；从作者上，有历史地理学大家名著和地方官修志书，言之凿凿，各条互证。

概而言之，曹娥江包括现在“浙东唐诗之路”规划上的剡溪、上虞江、舜江、东小江等河流原都是浦阳江名下，虽然分段的剡溪、上虞江等也都很古老，但以整条曹娥江之名而言，在唐朝及以前还不存在，北宋时，曹娥江从浦阳江分立出来，才串连起自剡溪到东小江各个河段，故而曹娥江是浦阳江“下的蛋”符合历史本来面目。

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五册，唐朝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越州历史地图，有浦阳江，但无曹娥江（图示河流蓝色是古内容，粽色是今内容）。

三、“浙东”及浦阳江与曹娥江的不同内涵

宋代才有的曹娥江大概没有想到，它如今成了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主角，而其母体浦阳江不但只字未提，还被抛出“浙东”区域，这是当下规划建设中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大可商榷之处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没有完全弄明白“浙东”这一历史地理名词，没有注意到浦阳江与曹娥江的历史沿革。常识反复告诉我们，地名和江名是历史文化最好的记忆，只有理清历史地理的空间脉络，才能理解和定位与此相应的人类活动。

首先来看“浙东”这个历史地理名词。以钱塘江为界，江以西部分叫“浙西”，如今杭州老城区等区域；江以东部分叫“浙东”，如今绍兴市等区域。浙东、浙西的叫法在唐朝已较普遍，又因唐朝江南道浙东观察使驻节越州（今绍兴市），一般多以越州指代浙东，例如唐朝诗人李绅曾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，当时的人们称他为“李浙东”。

唐朝浙东越州先有六县，后有七县。根据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十六，越州七县有“望、紧、上”三个等级，其中会稽、山阴、诸暨、剡为“望县”，余姚、萧山为“紧县”，上虞为“上县”。会稽、山阴是州治和军营所在，诸暨是浙东巨邑、婺越通衢，剡包含了今嵊州、新昌两地，因而这四个县是“望县”。唐朝越州的余姚、萧山现今分别划到宁波、杭州市，其他各县市依然隶属浙东核心区域绍兴市。

前面已述，浦阳江在唐及唐以前已经出现；曹娥江北宋从浦阳江分出，这两条河流是浙东的动脉，又主要散布在浙东越州。

陈侃章、余文军编著《唐诗之路话诸暨——诸暨唐诗三百首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。

经初步查得，浙东浦阳江畔诸暨段至少产生了300多首晋韵唐诗，从王羲之、王彪之、谢灵运、何逊、骆宾王、宋之问、李白、王维、皇甫冉、秦系、严维、元稹、施肩吾、李商隐、胡幽贞、罗隐、陆龟蒙、鱼玄机、周镛等或履足或写过此地的人文山水。至于唐朝灵默、良价、克符道者、贯休等在诸暨五泄山寺修行多年的高僧大德，至少写下了四十多首（篇）俗文禅诗。笔者与余文军合作编著的《唐诗之路话诸暨——诸暨唐诗三百首》一书（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），对此有较详细阐述，此不展开。

浙江省如今规划的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以唐朝越州（今绍兴市）水道为主要载体，强调“曹娥江”是这条诗路的主线，令人不解的是，迟至宋朝才有的曹娥江在唐朝的诗路上占主角地位，相反，更古老的浦阳江和素称“浙东巨邑”——且还拥有300多首唐诗的诸暨，竟被抛出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之外。从历史底蕴上，曹娥江与浦阳江不能同日而语。从学术意义上，这是“名”与“实”的疏离。

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想标新立异，而是想还原唐朝真实的浙东区域，及浙东水道的真名实姓。导致以上情况可能是对历史地理不熟悉造成，因而对历史和现状作了改造和演绎。今人倘先预设好线路，再去擘划唐朝的山水和诗人的行踪，就有可能误导，这对弘扬浙东唐诗文化及项目建设会带来不小负面影响。

对于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文化概念倾力支持，但由此所产生的重大欠缺也要持之有据地指出，既然用了“浙东唐诗之路”这个名词，就应包括产生大量唐诗的浙东越州的水道陆路和各个市县，而不宜在现代地图上格式化、方块化，把同一历史文化区域作生生割裂，历史存在于史实而非划线中。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不能没有文化传承，不能缺少浦阳江和诸暨这些极为重要的浙东历史因子——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理应具备与历史地理和史实相符的含金量，怎么也不能把浙东枢纽和唐诗高地的诸暨抛出浙东；怎么也不应忘记浙东浦阳江这千年“老母鸡”对后起曹娥江的孕育！

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六册，北宋政和元年（1111）两浙路江南东路历史地图，浦阳江与曹娥江同时出现（图示河流蓝色是古内容，粽色是今内容）。

浦阳江和曹娥江都以时代闻人命名，浦阳江即浣江是因西施浣纱而得名，曹娥江是因曹娥投江而远扬。把几乎人人皆知的历史规划进去，才能凝聚心力，才能使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名副其实，才能增加人文要素和传播效应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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